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当前，全党全国全社会都在以奋斗者的姿态冲刺，确保决战决胜。如何做好当前和下一步工作，全面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务，巩固已经取得的脱贫成果？脱贫攻坚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近日，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在接受《证券日报》专访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为尚未摘帽的52个县安排了专项扶贫资金308亿元，挂牌督战，各地也在持续加大攻坚力度，形成了大的扶贫格局，集中力量办大事，坚决管理好扶贫资金的一分一厘。同时，我国产业扶贫对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具有正向价值，金融机构通过助力扶贫也得到了发展。

以下为专访原文：

脱贫攻坚战，也是产业和金融升级的“协奏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决定性成就。7年多来，全党上下精准施策，合力攻坚，目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压力，各级干部和贫困地区群众齐心协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驰而不息向决胜目标挺进。

如何做好当前和下一步工作，全面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务，巩固已经取得的脱贫成果？脱贫攻坚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近日，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独家专访。

较真碰硬“督”

凝心聚力“战”

《证券日报》记者：2020年，脱贫攻坚到了决胜时刻，您认为还有哪些要攻克的难题？

刘永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时7年多，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目前，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780个宣布摘帽，未摘帽县还有52个；全国12.8万个贫困村，还有2707个没有脱贫。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脱贫攻坚任务接近完成。

目前，没有脱贫的贫困人口和贫困村、没有摘帽的贫困县，数量上看不是很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三保障”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稳得住、巩固好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确保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今年以来，我们对尚未摘帽的52个县和脱贫任务重的1113个贫困村实行挂牌督战。在今年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较真碰硬“督”，各省区市要凝心聚力“战”，啃下最后的硬骨头。国家层面，从多个方面加大督战力度，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为这52个县安排了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08亿元。各地也持续加大攻坚力度，比如，新疆南疆地区有16万贫困人口，目前5万多名各级机关干部和国有企业干部职工，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四川凉山也有5万多名干部参加帮扶。云南怒江贫困户搬迁的任务比较重，帮扶人员就组成“背包队”，帮助老百姓从山上往山下搬，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搬迁任务。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上下绷紧弦、加把劲，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我们完全能够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证券日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不小压力，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刘永富：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是很大的。疫情之初，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全年务工时间相比往年少了1个月到2个月；二是贫困户生产经营受损，如种子、化肥等农资不能及时到货，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现了滞销；三是驻村帮扶工作受限，帮扶干部下不去；四是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扶贫项目复工复产延迟。

针对这样的情况，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出台应对疫情影响政策措施，扶贫办会同多个部门及时研究制定涉及资金、产业、就业、兜底保障、消费扶贫、驻村帮扶、干部培训等多方面的具体措施。我们建立疫情对脱贫攻坚影响分析应对机制，按照分区分级精准施策的要求，指导各地做好工作。重点是做好组织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工作，实施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的政策措施。在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劳动力，鼓励企业更多招用贫困地区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点对点”帮助贫困劳动力尽快有序返岗，开发新的公益岗位，促进外出务工困难的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同时，积极推动消费扶贫行动，开展扶贫产品认定，采取单位购买、建立扶贫交易市场、市场主体销售、有关互联网平台销售等多种方式，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加强统筹调度，督促各地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和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复工复产，落实应对疫情的各项支持政策。

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和相关举措落实到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逐步克服。截至6月30日，25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830.91万人，是去年外出务工总数的103.73%。中西部22个省份安排扶贫项目42.91万个，已开工项目40.86万个，开工率95.24%；有扶贫龙头企业28661个，已复工28057个，复工率98%；有扶贫车间30247个，已复工30119个，复工率99.6%；共认定63278个扶贫产品，销售金额784.61亿元。接下来，要把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降到最低，重点是要做好稳得住、卖得出、兜得牢这三个方面的工作。稳得住，主要是做好贫困劳动力稳岗工作，把已经输出的人员稳定在企业，稳定在输入地。卖得出，主要是持续加大消费扶贫行动的力度，落实好消费扶贫各项措施，促进贫困地区扶贫产品销售。兜得牢，主要是对特殊困难的贫困群众，采取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多种措施，确保兜底保障措施落实到位，确保这部分群众的生活不出现问题。

形成大扶贫格局

凝聚起强大合力

《证券日报》记者：脱贫攻坚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伟大实践。您认为，在脱贫攻坚战中，是如何体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的？

刘永富：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政治保证。脱贫攻坚之所以取得决定性成就，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高位推进，得益于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体制，坚持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五级书记抓扶贫、各方合力促攻坚，全党全国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形成了大扶贫格局，凝聚起了强大合力，脱贫攻坚只有参与者，没有局外人。脱贫攻坚过程中，许多方面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实施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为了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我国决定在“十三五”期间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工程实施过程中，中央各相关部门和各地齐心协力，统筹解决人往哪里搬、钱从哪里来、地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收入如何增、生态如何护、新村(区)如何管等具体问题，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贴息贷款、专项建设基金等各类资金总额超过6000亿元。截至目前，全国共搬迁贫困人口950多万人，搬迁入住率达到99.5%，还同步搬迁了500万非贫困人口。在4年多时间内，相当于搬迁了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群众搬迁入住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把搬迁安置和脱贫发展相结合，持续加大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下功夫解决搬迁后群众的就业、产业问题，配套解决安置点公共服务、社区管理和搬迁群众社区融入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脱贫攻坚过程中，我们深入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和军队扶贫，各类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也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作出了积极努力，贡献了智慧力量，取得了显著成效。东部9省市帮扶中西部14个省区市，全国支援西藏和新疆，东部343个经济发达县市区与中西部573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308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592个国家重点县，全军部队帮扶4100个贫困村。9.9万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6.56万个贫困村。我们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合力推进脱贫攻坚，可以说是全党全国全社会一起行动，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了这一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当中，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我们在全国开展贫困识别，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这项工作操作起来难度很大。2014年，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组织了80多万干部，深入村户开展建档立卡工作，识别了12.8万个贫困村、2948万贫困户、8962万贫困人口。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每年组织近百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并在之后每年都进行动态调整，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也是集中了全国上下的力量来完成的。

各路扶贫资金

一分一厘都要用好管好

《证券日报》记者：脱贫攻坚以来，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等各方面的投入力度很大，请问在完善资金管理方面，取得了哪些经验？还有哪些体制机制上的不足？

刘永富：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是保障。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战，我国始终坚持政府投入在扶贫工作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同时增加金融资金对脱贫攻坚的投放，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形成了多渠道、多样化的投入格局，有效确保了脱贫攻坚的工作需要。在投入方面，既包括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整合涉农资金，还有政府债、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交易资金、扶贫小额信贷等资金，再加上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定点扶贫、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社会扶贫等投入，各方的投入力度是非常大的。

从脱贫攻坚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坚持“阳光扶贫”“廉洁扶贫”的原则。一方面严格规范管理各类扶贫资金，另一方面强化资金使用的监督，依靠审计监督、行业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等，确保扶贫资金严格管理，防止滋生腐败。

经过不断实践、不断完善，扶贫资金管理体制机制基本成熟。扶贫办和财政部负责管好扶贫资金这本总账，资金盘子定下来，就迅速支付到省里。省里拨付到县里，要在一个月内完成。资金分配采取要素分配的方式，根据各地贫困状况、减贫工作任务和成效等因素进行分配。分配方案都要反复研究，确定后都必须公示，接受各方面监督。

在资金监管制度方面，我们将资金使用管理权限全部下放到县。要求县级按照脱贫规划建立脱贫攻坚项目库。做到项目等钱，而不是钱等项目。资金跟着项目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同时，还建立了公告公示制度，省、市、县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村两级扶贫项目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穷钱，一分一厘都要用好管好，绝不允许动扶贫资金的奶酪，对挪用乃至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发现一起严肃查处问责一起，让违法违规者得不到好处，资金要扣回来。情节轻微的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绝不姑息迁就。

产业扶贫对全国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有正向价值

《证券日报》记者：您认为，脱贫攻坚在产业发展方面形成了哪些成果？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具有怎样的作用？

刘永富：脱贫攻坚，产业支撑是根本、管长远。产业支撑不足，贫困地区发展就困难，经济运行就不稳定，老百姓的口袋也鼓不起来，贫困群众脱贫就很难，脱了贫也很难巩固成果。

从收入情况来看，2019年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两项合计占总收入80%以上。从这个收入构成来看，贫困地区群众主要通过务工和生产劳动实现脱贫，增收可持续性和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而这都与产业发展密不可分。

产业扶贫十分重要，但发展产业并不容易，对产业选择、人员技能、资金规模、技术服务、产品品牌等都有很多要求，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脱贫攻坚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贫困地区要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产业、找市场、打品牌。找准了产业方向，选准了具体项目，再加上国家产业扶贫政策的支持、相关单位的帮扶，才能实现产业发展。比如河南省兰考县，引进了一批适合在当地发展的企业，有的还是上市公司。产业发展起来了，不仅实现了3年7万多人脱贫，而且GDP增速在省内排名也跃升了。再比如新疆的南疆地区，特别是喀什、和田，在2016年前是没有现代工业的，老百姓收入很低。脱贫攻坚以来，南疆建立了现代工业园区，引进了纺织、服装、电子等产业项目，就业人员达到数十万人，农民收入大幅提高。脱贫攻坚，为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现代产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脱贫攻坚过程中，许多地方经过实践探索，用好产业扶贫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一批有一定基础的产业逐步做大做强，形成了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带动力的扶贫特色产业。比如贵州的刺梨，以前研究了十几年，育种、加工、市场销售都上不去，这些年通过产业扶贫的支持，引入广药集团，为产业发展注入了科技含量，现在产品供不应求。还有云南怒江的草果，现在已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种植草果的农户一年收入少则三五万元，多则一二十万元。新疆南疆的大枣，早些年都是装在编织袋里卖，卖不上好价钱，现在经过加工，销路很好。西藏、青海的青稞，生长在高海拔地区，光照充足，空气洁净，品质好，有降糖等功用。现在已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对当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发挥了很大支撑作用。甘肃的橄榄油，现在陇南市挂果的油橄榄已有100多万亩，已经形成了油橄榄产业链。

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各地还发展了电商扶贫。2014年，甘肃省陇南市率先开展电商扶贫试点，通过电商扶贫，2015年贫困户户均实现增收430元左右，之后每年都在增长，2019年实现增收800多元了。目前，电商扶贫在许多贫困地区都有了很大发展，对扶贫产品销售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实施了光伏扶贫项目，光伏发电本身会带来收益，可以利用村级光伏项目收益，设置公益性岗位，让贫困户特别是其中的弱劳动力去参与劳动，领取公益性岗位工资补助。这些贫困人口每个月收入少则五六百元，多则千八百元。

应该说，产业扶贫是市场力量和政策力量的结合，是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相互作用。贫困地区发展产业要遵循市场规律，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扶持政策，给产业助力。贫困地区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打通了资源、资金、劳动力、市场销售等联系，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有了产业的支撑，与其他地区形成有机产业链条，对我国全局性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都具有正向价值。

从政策导向来说，我们主张依据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条件等谋划产业，发展产业。有的企业到贫困地区去建厂，既是扶贫，也是符合产业梯度转移规律的。有的企业则是发现并挖掘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运用扶贫政策，实现产业跨越发展。这些企业在贫困地区发展起来，既有力助推了当地脱贫攻坚，也对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金融机构助力扶贫

自身也得到了发展

《证券日报》记者：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认为脱贫攻坚对金融改革形成了哪些推动作用？您对完善金融体系有哪些预期？

刘永富：金融行业是脱贫攻坚战中的一支生力军、主力军，金融部门提供的资金支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实施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银行提供贷款3000多亿元，为顺利完成搬迁建设任务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些年我们积极推进扶贫小额信贷，5万元以下额度，三年内期限，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扶贫资金全额贴息，县建风险基金。2014年，全国只有62万贫困户获得贷款，规模仅为64亿元，相当于一户1万块钱。到2019年底，1500万贫困户共得到扶贫小额贷款6200亿元。现在已还贷4100亿元，未还的有2100亿元，不良率不到1%。扶贫小额贷款，解决了贫困户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为发展扶贫产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是金融行业助推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和重大创新。可以说金融行业为扶贫办了一件大事。

金融扶贫在推动脱贫攻坚的同时，也改善了农村金融环境。以前老百姓分不清楚哪是财政的钱，哪是银行的钱，缺少金融意识，所以当时农村地区的金融成本很高。现在农民有了金融意识，知道了从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信用意识不断增强，农村信用体系逐步建立，商业银行贷款成本降低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商业银行发放扶贫贷款，获得4%-5%的利息收入是有保证的，这样银行的积极性提升了，金融市场也扩大了。

证券期货行业参与扶贫，主要是发挥了行业机构市场信息敏感的优势，帮助贫困地区引进好的企业，帮助当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证监会推出了贫困地区企业上市绿色通道政策，虽然通过这个通道首发上市的企业数量并不多，筹集的资金只有几百亿元，通过增发筹集的资金近千亿元，但这同样体现了对贫困地区发展的倾斜支持。做这件事也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做的，并不是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要为证监会的举措点赞。

再从保险业来看，很多贫困地区搞了资产保险，按照产值来定保险金额，做了一些探索。由于老百姓的风险意识不足，资产保险规模还不大。但万事开头难，勇于探索新路就是好的。农产品 保险 期货模式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对贫困地区种植业良性循环发挥了金融支持作用。

金融系统支持了脱贫攻坚，立了战功，同时获得了更好的声誉。金融机构在扶贫中业务也得到了发展，有人说，脱贫攻坚会引发金融风险，我认为是不对的。金融扶贫没有太多的大项目，一个是扶贫小额贷款，一个是易地扶贫搬迁，这两方面的资产质量都是比较可靠的。至于打着扶贫旗号搞一些不规范的融资活动，增加地方政府债务的，是另一回事，应当依法加强监管。

金融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由衷地表示感谢!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任务艰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任重道远，我们期望金融行业在中国减贫事业的长远发展中，继续发挥独特作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 董少鹏 闫立良)